活龙博客

我从小就喜欢吃肉，小的时候家里好吃的肉类让我吃的居多，但是尽管吃了这么些好吃的，比较遗憾，我还是没长起来——属于潘长江所说的没长开的茄子。我妈说 我可以来生托生成一只猪虱子，就可以天天啃肉吃了。而我现在期望科技发展到可以培育出活的烤猪，就像果树一样，吃了它的腿过后还能长出来——而且最好能跟 上我吃的速度，比如从猪肘子吃完，到猪耳朵，等再想吃猪肘子的时候最好已经长得好好的了。

虽然那些只吃素食的人能列出N多条吃肉不好的地方。比如动物被宰的时候体内会分泌某种有毒物质，让吃它的肉的人不会在享用美味的时候一点代价都没有。但 是，这个世界吃肉的人还是居多的。即使有些人因其宗教信仰不能吃某些肉，但是他们自有变通的方法。那些经过某某监督、认可之后的宰杀动物的肉就是可以吃 的。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没吃肉跟没吃饭一样，吃得再多也觉得没吃饱，或者根本吃不进去。就像今天的晚餐鸡蛋炒黄瓜，吃完之后感觉就跟没吃一样。实在忍不 住，又嫌麻烦，于是到超市买来了梅林火腿罐头——这才知道原来上次吃的都是肉的罐头原来是火腿，我还以为是高级午餐肉呢。最近市场上的猪肉都贵了，超市精 肉怎么也得12块钱一斤，这样算来这将近一斤的梅林火腿14块钱也就没那么贵了。

实际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肉类能够提供的营养其他食物是无法代替的。有报道说，美国一对吃素的父母，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也跟他们一起吃素，平时给宝宝喂 喂果汁、豆浆什么的，结果孩子因营养不良见了上帝，死的时候体重只有3.2斤，可以说是被父母活活饿死的。如果你要听这二位的说法，他们对已死去的孩子的爱那 是相当（宋丹丹读法）深。但法官火眼金睛，没管他们那套，给他们定了个虐待儿童致死的罪过。还有，我和老婆讨论吃肉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提起过她实习过的医 院接诊过营养不良的老和尚。这样看来，不吃肉，上帝和佛祖都救不了他们的营养不良。

中国传统节日在中国大陆的地位非常尴尬。拿出日历数一数，你会发现，除了春节是法定节日以外，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传统节日是法定节日，而且即使这个春节也是 缩水了的——除夕那天是不放假的。注意，元旦不是传统节日，因为它的日子是公历的一月一日，跟农历无关。再研究一下哪些是法定节日，一一（元旦）、五一 （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这些统统都是跟政治相关的节日！我曾经说过，从两岸三地来看，最不像原来中 国的就是大陆，法定节日就是一个证明。

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灯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和重阳节。只有头一个有法律“地位”，其他统统的淹没在了N一节之间， 中国人原来都是这么喜欢“一”的吗？我小的时候在东北确实过过一些传统节日，但我现在居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节。只记得有的是一大早家家都要出去到树林里采 回最好的树枝，把挂了彩穗的红纸“葫芦”挂在树枝上，然后把树枝插在门楣上（记得这些剪刀、折叠的活计当时是由我来干的）。还有一个活动是小朋友们拿着鸡蛋对撞，看谁的最硬！撞鸡蛋是有技巧的，比如说 撞的时候握紧鸡蛋，蛋壳会更结实一些。现在想想真是好玩。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节日。明天我打电话回家问问。

看我活得多么的糊涂，但是这都怪我吗？

作者：于时语 原文链接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各自的高速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两国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环境的优劣，以及最后谁占上风，也是论客们津津乐道的课题。

　　其实在文化、历史、政治的各种差异之外，中印两国的发展有许多平行特色，特别是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近日两国内部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桩新闻，再次彰显了这一平行现象。

两国社会的严重弊端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中国公安部29日召开了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口制度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电文引述有关负责人评价“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换言之，这是中国力图消除制度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步骤。

　　同一天，《纽约时报》从新德里报道：一项旨在增加和保障下层种姓在印度大学中名额的重要平权法案，被印度最高法院搁置。这可以说是印度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这一社会不平等弊端的一大挫折。

　　一年半前，笔者已经把中国的户口制度比拟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指出两者都是父子相承的世袭社会不平等体制。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两国发展的重大障碍，更是直接阻挠建立“和谐社会”的祸首。

　　在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危机和大小事件许多关联到“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征用，有目共睹。至于印度（以及印度教主导的尼泊尔），如笔者多次指出，则是目前世上唯一毛派武装运动如鱼得水的地区。基于种姓制度的世袭性不平等，是这种动乱的社会土壤。

　　其他不说，据英国BBC报道，近在3月中旬，印度中部毛派武装一举歼杀50名印度军警，成为几十年来造反运动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再次彰显毛派造反力量，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是印度面临的“内部最大安全挑战”（印度总理曼莫汉星语）。

现代中国的“经济种姓”

　　种姓制度代表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原来是雅利安人征服南亚次大陆后维持统治地位的需要。但是几千年下来，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使得几乎一半印度人口无法逃脱世袭的不平等命运。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上升，更制造了革除这一陋习的新障碍。

　　中国现行户口制度造成的世袭性不平等，却是“新生事物”，代表毛泽东的最大弊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遭到柏杨等现代人士的鞭挞，但是却具有举世罕见的一项良好传统：缺乏世袭社会阶层。从秦末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之后“一举成名天下闻”，无不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

　　可是毛泽东却一手创造了两项现代种姓制度：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政治种姓”，以及城乡户口代表的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种姓”。

　　这两项现代种姓制度，首先打击了中国社会最有创造力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村有产阶级。前一受害者通过反右和文革暴露无遗，后者却至今缺乏学者关注。

　　原来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导致所谓“富不过三代”现象。因此在农村，有产阶级通常是人口中智能最出众的代表，却在毛泽东时代遭到最无情的压制和打击。文革之前，中国中小学成绩最优秀的常常是升学无望的“地富反坏右”子女，是这一人才浪费的明证。

　　邓小平的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便是彻底革除了毛泽东基于家庭成分的“政治种姓”，由此造成的人才解放，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是城乡户口代表的“经济种姓”，却一直迁延至今，不仅继续阻碍创造“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更导致“同命不同价”的荒唐社会不平等现象。

　　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导致的许多负面社会现象，使得不少人产生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年青一代中更有人将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的崛起归功给毛泽东，而忽视毛泽东长期弊政对中国崛起的灾难性延滞，特别是经济学上“机会损失”的巨大代价。

　　正如新加坡李光耀资政2005年夏天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访谈时敏锐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弊政的弯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早就应该成为亚洲首强，而不至于到今天才因“中国崛起”而引起国际震荡。这真是一代政治家的金玉良言。

　　以往不谏，来者可追。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谁能更快更彻底地消灭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更会是决定两国谁最后赢得发展竞赛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低下的中国，城乡户口差别是广泛开发人才资源的巨大障碍。期望北京新近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能够加快中国现代种姓制度的早日消亡。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